都是為了孩子─ 訪台東縣延平鄉桃源國小鄭漢文校長

桃源國小教室一隅   Shumei攝影

時間：10/11/2010
地點：台東縣延平鄉桃源國小

前言：
鄭漢文校長並不是原住民，但長期在部落學生為主的國小擔任校長，歷任蘭嶼東海國小、台東新興國小，目前服務於桃源國小，特別注重教育中的部落文化學習，以及教育和部落家庭生活的連結，他在台東新興國小推動原愛布工坊、漂流木工坊的經驗特別為人所稱道。為了借重他的經驗，我們安排了這次訪談，請他分享教育理念和策略作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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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「跨部落」開始說起
鄭校長一開始就說：「很高興看到一個機會（意指瑪家農場小學），或許是上蒼的安排」。不過，他快切入重點，語重心長地說，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，尤其是要面對跨部落議題。

顯然這需要突破一般的部落教育觀點，鄭校長道：「因為不只是一個部落，這邊有典型的魯凱好茶部落，還有排灣大社、瑪家部落，文化、語言都有差異，要合在一起的時候，原先「部落教育」（註：以同質的族裔文化為主）的概念要如何省思？」不是以一個部落為主的部落教育，而是該怎麼發展為跨部落的原住民族教育？

鄭校長說：「如果為了融合，反而用中文作為中介，又回到漢民族教育，那就不好了。」
談族群文化教育的推展
談起自己的經驗，鄭校長自己是漢人，需要透過學習、田野工作，來想辦法增進自己的學習和理解，然後才能轉化，他說這只是一種方法：「像我們雖然在體制內想要推族群文化，但我們必須要大量閱讀，自己去大量和部落朋友接觸，再想辦法轉化為教育材料，這種轉換是另一種方式。」但就他來看，部落內教育大部分是走實踐型的，就是不同的方式。鄭校長的意思似乎是說，兩種方法都需要，端視學校師資條件，以及部落文化累積的狀況。

在這教育推展過程中，鄭校長認為：「部落本身不要過度膨脹或過度壓縮其他非族群身分的人進來，同質性文化中，異質性文化的引入是促進創新很重要的，我們不是要毀去文化，是要讓文化再生，因此不要把文化框架縮小到所謂的血統框架。」

「人（性）的共同性很高，只是文化涵養和文化表現形式不同。為什麼文化表現不同，因為我們在不同的環境中，生活很長久的時間...大自然是一個實驗室，千年來的智慧，自有一套哲理，說不明也說不盡，怎麼說都不完整，因此我們需要先去明白原來這個道理......」

鄭校長以布農族為例，談他們如何以「不隨意放屁」內化人自我約束的行為，因為「如果人很隨意地，不會控制自己的行為，就不知道怎麼處世做人...」因此布農族才發展出一個諺語：「嘴巴和肛門長在最底下」，相當生動。

應該由這種文化核心來教養孩子的自信，孩子們才不會和老一輩脫節。老人家常常面對我們的孩子，一句話說「老師說」就打垮一切，可是當孩子不再尊重老人家，（家庭的）教養力量就不在了，對鄭校長來說，這會引起更大的教育根本問題。

所謂「教養」，同時關係到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，鄭校長表示：
「「教」只是知識性的傳達，但「養」也就是培養，和尊重人和人、人和自然之間的關係，學校教育常常偏重知識性的記憶、傳達。但是文化是要會做、和「行」有關。」

在部落談「全人」的顧慮：需要超越人的主體意識
我問起鄭校長，是否可以考量融合全人教育的觀點在部落教育中，鄭校長提醒我：「全人的概念是理想很高，很全面，必須在生活中，教育即生活（杜威），文化就是生活面貌的具體呈現....但是部落文化不同，更強調去掉人的主觀，超越人的主體意識，包括和靈的互動。」

桃源國小校園中的綠島 Shumei攝影

具體策略來推動教育發展？
校長認為「願景」是重要的，以桃源國小來說，願景就是「健康、傳承、超越」。這些不是口號，而是要問，如果健康是核心價值，我們如何在文化體系中看到健康？鄭校長解釋：「像布農族過去以木頭作的束腹帶，希望你不要吃太飽，肚子不要太大，強調一個人能扛得起重責大任，也是對自己的健康照護，身體認同，就成了我們文化核心中的健康概念。」

他看到現在的部落孩子，肌耐力、挫折忍耐力通常都減弱了，在一般教育體制中，培養成為身體弱但「頭部很大，反而造成很大負擔」的孩子。用這種說法來比喻教育的失衡，偏重智能學科，一針見血。

回到桃源國小的案例，鄭校長接著談食物，他說：「食物就要被理解，我們該吃什麼才是健康的？...是不是大自然已經為我們準備好菜色....現代人所謂有機食品或排毒餐，和過去傳統的飲食習慣其實是有關的 （註：很多方面只是說法不同）」，對他來說，這是一個契機，讓部落父母的農業生產勞動可以直接地參與在飲食改造行動中，促進小孩健康，也增加新機會，讓部落父母不一定需要到部落外頭賺取更多貨幣，就可以直接貢獻家庭和學校。

鄭校長又說：「不是只有學校來辦教育認識文化，而是要感謝祖父母、父母的辛勞，讓我有這些東西可以吃。」

他解釋桃源國小自己興辦的午餐計畫：「我們會和地方買菜，沒有外包，學校幹事去買，可以自己決定，有自己的廚房，請當地的媽媽，我們也鼓勵大家種菜，這樣循環推動，學校成為一個擁有公共財/才最大的所在，盡量讓當地人來做，他們會有情感，會去維護，不必急於向外頭討生計，能多留一個，反而是他們留下來幫忙我們，我們要去外頭買菜是更遠的。」

「這樣我們可以讓孩子吃當季、當地、當令的食物，食物就是文化，如果這些沒做好，孩子的身心疾病會引起更大困難。」

鄭校長談起推動工作時，要讓教師們感覺到這份教育工作意義真諦的重要性。他說：「我們要讓這份意義極大化，（做什麼）都是為孩子設想，我們必須了解，我們有這份工作，就是因為這些孩子在，大家會漸漸去理解，更投入...」

不要把災民永遠都災民化
說起教育工作和災後重建，鄭校長提醒，「這種工作是永遠持續的，但是也不要把災民永遠都災民化。」他舉例，「例如之前，美麗宮廷整理了一批他們淘汰的腳踏車，後來伊甸基金會也給我們一批捷安特的車子，所以我們就把美麗宮廷那批拿出來拍賣，賣出去了三千八百五十元，我們還回捐給伊甸，這樣大家才不會一直覺得我們是災民，永遠都不夠....當他開始有能力去回應，他才會開始珍惜...」

在處理部落居民參與校園工作的態度上，校長不斷強調，這是學校需要部落來幫忙，「例如很多環境的事情，我們找孩子的媽媽來，和他們說我們學校希望有人來幫忙......越貧困的家庭，我們越會利用這種方法，讓孩子看得見父母的付出，公開地展示在校園環境中。其實真得是校園環境工程很需要大家的協助。...作法上，盡量以雇工方式，不要用發包方式」（他提到一個概念「三對等補助」，包括政府、鄉公所、地方的人各自分擔1/3，地方的人就可以勞動來貢獻）

好的學校環境應該會說話
在這樣的過程中，學校環境也可以累積更多的故事，鄭校長說道：「學校中越多故事，不用說話的教育就在那裡面，教育不是不停的說話」，談起以前在蘭嶼的經驗，他說：「我們在蓋東海國小時，我們就是帶著老師，帶著建築師，跟著我們走...」停了一下，又說：「當我都沒有說什麼時，學校自己就在說話......」

這談話讓人感動，回視我們在瑪家農場小學所遇到的問題(張榮發基金會及其聘用的建築師團隊拒絕參與溝通，希望軟、硬體規劃區隔清楚)，我和校長提起這個過程，以及目前暫時命名為「長榮百合實驗國小」的狀況。

鄭校長皺了眉頭，他說：「我聽到這名字就覺得疑惑，名字中的意義很深，像花蓮的案例，為什麼要從光復國小改成太巴塱國小？就是因為命名很重要，捐助者的無名化是很重要的。」他認為這不僅關乎命名和學校認同，也會影響到教育的推動，如果是一個不合適的命名開始，「以後要去翻轉這個負面的意義，要花好大力氣...如果是一個好的學校環境，我不用一直去找中輟學生或是輔導行為偏差的學生....如果校舍是這樣被定名，這個框架真得是太大的緊箍咒束縛了這個學校。」

從聘用老師的作法談到一份師生都需要的「安全感」
談到聘用老師，校長說就是一般徵選過程，但是他自有一種態度來處理和老師的合作共事關係：「我沒有太大權限，但我會把每個老師都當成好老師來用。我會在一開始時進去教室，剛開始有些老師會很不習慣，不過我真得需要這樣才能了解孩子的出席情況，才能理解到老師的教學認真、有效，是用很正面的方式來想。」鄭校長常常鼓勵老師，他拿老鷹打比方，說「老鷹都需要人鼓勵，不然會忘記拍翅膀，掉下來。」

這種鼓勵會關係到一份心理安全感，「老師、學生都需要這種安全感，心性穩住後，學習才會開始。如果隨時都在擔心，學習不會有好的表現。」

鄭校長提起找老師有兩個重點：第一，找到好老師，第二是責任賦予。這兩點出人意外的簡潔，卻不是很容易明白，他解釋，「例如我會和他們說，這邊的孩子多半因家庭背景（經濟、家暴問題）有一些心理創傷，我們可能需要多花點時間去陪孩子，你願意多花點時間陪伴跟不上的孩子嗎？」

「讓過程不只是一個「考老師」的過程，新社校聘用之前，就應該把口試委員、題目，盡量去達到教育倫理的承諾。...有時我們在招考前就故意散播這些訊息出去，讓來考的人能聚焦，讓所有要考試的人都可以更理解這個部分。」鄭校長言下之意，似乎在表達教育工作和一般事業的差異，不管是用人徵才或是教師求職，都要從教育倫理的根本來思考自己的責任和使命感，才能把那份他所謂「教育倫理的承諾」轉換為工作專業上的表達。

談師資編列和編班
以桃源國小（做為體制國民小學的案例）來說，目前有一位族語老師，透過教育部專案聘用，每週、每班一節課。不過，「今年我們會增加一位民族教育教師，學校內如果有設民族教室的（族群教育資源中心），就可以來增聘。以延平鄉來說，目前只有三個學校有。」鄭校長建議，未來瑪家農場小學也應盡力爭取。

他提到自己努力以募款資源增加彈性師資的作法，同時提及限制：「如果我在課程規劃上，我們應該可以用募款項去聘用地方的人，但因為他不是屬於體制內，心態上可能會有限...」我想這和他剛剛提過的「安全感」是有關的。

不論未來這所小學能不能突破體制，他建議，學校必須要要釐清發展方向，再來處理聘用和薪資結構，「例如是不是所有人都要說母語？魯凱、排灣各一半？」這些都需要仔細考慮。

說到編班，他也有一些建議：「像我在設東海國小時，規劃到二十四班，但我就和他們說，我們不要一次招滿，應讓這些老師有辦法漸漸形成核心團體，彼此之間才可能去形塑願景。」

鄭校長的心思很細密，他甚至考慮到「原來在三地國小的六年級孩子，就不一定要勉強他過來，要從孩子的觀點想，像他們都有自己的玩伴，勉強過來也不見得好。」編班和聘用師資上可以保留一些彈性，他提到：「如果高年級班暫時沒有開齊，也許教師名額可以先留著。假設都開六班，我也可以先聘兩個正式的，其他都先用代課處理，我們這樣可以留一些彈性。」

有關撒古流構想「記憶開挖」的討論
聽完我解釋撒古流的構想，鄭校長很同意這工作的重要性，但是有許多值得我們參考的提醒。他建議這些課程活動的設計需要考慮專業性語彙是否比例很重（包括族語和漢語），是否需要老師轉化、翻譯，「例如部落老人家談植物，他們都是博物學家，對於學過植物學的人像我，我就明白他在說什麼，但小孩子都沒有概念，不一定聽得懂。」

他認為「記憶開挖」的過程包括了「教學」和「知識轉載」，尤其是後者，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，但兩者有時需要適當地分開。

所謂「教學」和「知識轉載」有時要適當分開，鄭校長解釋：「依據內容，如果不涉及太多語言，主要是實踐型的，那就還好，耆老如何把文化核心傳承給種子老師，種子老師又如何把這部份教給學生，在語言的翻譯中要很小心，要小心不要放棄文化核心的部分。」

他舉了一個布農的故事，顯示耆老知識的豐富性，以二月松、檜木、玉山圓柏相關的部落故事，「他們老人家說這三種植物在賽跑跑上山...你就知道他們很厲害，因為他們這三種植物真得長很像，但是分布區域不同，用法也不同，他們就用寓言故事來說明。說二月松最先放棄，跑不動了，就在河邊停下來，說布農族人可以來砍我的腳，生火。檜木就說那個矮冬瓜跑這麼慢（指二月松），但自己後來也跑不動了，說好吧，以後布農族人可以用我的身體蓋房子....玉山圓柏堅持到最後，是那個跑上山稜線的，說如果山羌山鹿沒有食物時，就可以來吃我的樹皮，布農族人上山就有食物了。 這些故事這麼生動，其實就是說植物學中的認識，談二月松樹皮有油脂，分布在河谷， 檜木在海拔八百多公尺的半山腰，玉山圓柏可分布上稜線....但是老人家說起故事來這麼生動，同時帶到樹種和部落生活的關係」

最重要地，鄭校長提醒，「種子教師需要去了解背後的哲學，才能完全明白為什麼這個寓言會這麼說。......在教學上，老師有時也需要去賦予學生很清楚的使命，讓學生知道怎麼樣去和耆老請教。」

回到「記憶開挖」，他認為「單線的東西是沒有問題的。如果要一起，那就是需要先上過課，否則互動上可能會有困難，可能只有氛圍，任何活動一定都會有他的效果，但如果期望耆老的知識可以傳下來，記錄和轉化是很重要的，像錄音筆記錄下來只是記錄，還不是學習。」

老師就是這些過程中，點和點之間的一個媒介。「種子教師在這時代的使命就是要去清楚釐清部落教育的哲學，文化核心，你要去理解這背後的哲學。如果老師能把孩子的興趣引導出來，自己繼續去問想學的東西，在過程中形成較大的「自轉性」，才會把學習到的東西變成自己的學問。」

語言是一個關鍵，課程材料應該是學生熟悉的事物
談到語言學習和文化的關係，他舉例，談阿美族喜歡用物來借喻，把語言寄託在物上，以黃藤為例，他們常要去當兵的人不要像黃藤，意思就是不要牽連太多無謂的事情（意指黃藤生長的樣態），有時又要人們像黃藤，因為黃藤是很有韌性的。因此黃藤不該只當做一種民族植物來簡單理解，「如果這些對於物的理解不見了，那很多訊息就不見了。我們種子教師就是要去理解那個關鍵因素。」

由此衍生，他以數學為例，認為題目的材料應該要是孩子們熟悉的，語言設計上也要多用心，以前在蘭嶼的例子，有老師怎麼教都沒法讓還子理解，「五比三多多少？」是什麼意思？很難說明「多」在這邊意思是比較的意思，小孩子看到「多多」就卡住了，想那不是一種飲料嗎？接著還要教「三比五少多少？」這個更不知道要怎麼教。他說，如果能在語言上更用心，選擇孩子熟悉的材料，其實他們都反應很快的。「我如何去教小朋友？就要用好的例子來說，用他們熟悉的東西來教，像是飛魚...可以改成這麼說，阿強和小明比賽抓飛魚，阿強抓了七隻，小明抓了五隻，誰抓得比較多？這麼一來，對學生就很清楚，他馬上就聽懂了。」

談課程設計和教材開發
部落學校的教導主任，如何把知識有效地傳達到孩子身上，這位教導主任是很重要的（六班以下的學校都稱作教導主任）。鄭校長認為，課程設計在暑假就要開始，校長老師一起來處理下學期開出來的課程，一到六年、甚至一到九年的課程發展都要有規劃，尤其「教學上，可以打破年級、班級界線，都用能力指標的方式來測驗，利用「學習單」來教...還可以促進高年級的去教低年級的...打破年級限制的教育方式，是我很想做的，只可惜後來沒有調到那個學校（一個只有四十個左右的學生，這種規模的學校也比較好做）」

教材開發是一個發展教師團體專業的過程，鄭校長說明：「例如在我們這邊，校長自己要來帶植物課程，另外有一個老師要來帶作文等等，為什麼開發這個？就是要在教學現場用，而不是老師個人想要出版或寫論文。」他強調這是一個團體工作，「這是需要一群人，至少五個人，需要是對文化很嫻熟的，知道要去找哪一個老人家的人，有的人善於在網路上尋找資源，有的人善於轉化資料為適合孩子閱讀的文字...我們還可以結合學校大行事曆，例如運動會，來構想教學研發，找主題，看有沒有關於運動會的部落故事、或者以運動會為主題來設計歌唱...」

但是他提到一個關鍵，教材開發需要時間，這個時間是必須能在制度上被創造出來的。「我們需要給老師時間，但不能過度壓縮老師的時間....我們是利用每週三的週會時間，由老師主動負起田野採集的工作，帶回校園，轉化編寫為教材。原來的周會時間有四十分鐘，我們來討論每個人個別的田野工作和資料收集(鄭校長:必須創造出老師的時間，很重要)，發展構想和教學操作。」

週會取消以後，學生做什麼呢？討論期間的周會取消，學校就邀請社區媽媽來說故事，同時照顧學生，由校方提供津貼。這部分由校方募款，校方也同時對媽媽進行培訓，幾個重點：說明孩子的特質，以及遇到狀況時的處理方法; 說故事的方法等等。這麼運作下來，有個意外的效果，間接形成了社區閱讀的風氣。

正面看待學校的變化
我問起鄭校長，離開新興國小以後 ，如何看待學校教育因應人事的變化，他非常樂觀，說道：「任何一個環境的變遷，儘管只是一個人才的進出，都一定有變化。老師有不同的專長，隨著他們進來或離開，鼓勵我們採取彈性態度來面對動態變遷，如果我們發展這個核心特性的人離開了，你一定要別人來延續，本來就是困難的事，也沒有必要。鄭校長認為只要用心，不一定需要堅持某些事情不變。」

「教師社區化」......每個人都是你可以學習的對象
有關教師社區化，談到這點，鄭校長認為有兩個意境:
1. 老師原來如果不是這個社區的人，應該要盡量地用各種方式去認識社區。(上述教學專業團體就是在做這件事)
2. 社區本身就有人才和地方智慧，應該好好利用原來社區的人力資源。(例如桃源國小的英語課程和書法課程，就是由部落的人才來教導，但受限體制，這種課程師資經費就必須由校方另外籌措)

以上，鄭校長強調學校和部落之間不該是對立關係，應該透過教師社區化的兩種過程，把學校和部落拉起來。因此他認為學校不是和部落對立的，不是兩個獨立的個體在對話，

最後，還是「願景」
鄭校長認為，學校做為教育專業者之集體表現還是有一份責任，「學校要去說服，因為「我（學校）看得見某些事情...當然不同的聲音一定要尊重，但是要以教育專業去判斷哪個是符合教育的理想...把握的原則就是，到底我們想要教育出孩子成為什麼樣子？這個想望的部份，還是回到願景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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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記：
整個訪談過程實在讓人受用，不只針對教育，也有許多面對工作、田野的態度，我感覺鄭校長實在有太多經驗可以讓人掏寶， 短短兩個小時實在不夠用。為了趕車子我必須離開，而校長送我出去後，還要回到校園和老師談一個學生個案狀況，我回看他謙虛的背影，心中有滿滿的尊敬。